「良心的剝削」──論教師超時工作問題

有報章報道教師工作量及壓力的問題，似乎對於教師沉重的工作量寄予同情。然而報章對於教師工作量大的現象，僅以「非教學工作沉重」、「課外活動繁多」、「校本評核和應試操練令教師忙得不可開交」等描述述輕輕帶過，都有點搔不着癢處的感覺

回想自己在90年代初投身教育界，還算享受過幾年可以下午五時放工的好日子。今天看到自己學校的年輕同事，往往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起碼六、七時才能離校（還可能要帶工作回家），實在感到十分痛心。其實若非本港正值縮班殺校的問題，相信早已步紐約或倫敦後塵，難以聘請足夠的教師填補教席了。

然而為何教師願意在這種環境下長期超時工作？學校的環境與商業機構不同，在商業機構，僱員因為經濟誘因工作，努力工作可換來僱主垂青，而獲花紅或升職予以褒揚；相反若僱員工作態度欠積極，則可能遭解僱或減薪。然而學校的環境有所不同。首先，教師的薪酬與政府公務員薪級表掛鈎，不能更改；二來教師升職等級甚少，機會更不多（合約教師的待遇更差）。由此可見，學校裏的經濟誘因無甚變化，學校管理層很難以此作為額外推動教師工作的動力。教師超時工作的推動力，包括甚麼非經濟因素？

誰是學校裏的剝削者？

固然在學校裏，管理層（校園內為校長、副校長；外則上至校董會、校監以至辦學團體等）與前綫教師的關係與僱主、僱員之間的剝削關係。在多年前推行校本管理後，其實政府對教師的工作範圍控制程度不大。反而今天的學校管理層，在《校本條例》引入非教育界人士以及家長後強調所謂的商業原則，再加上縮班政策而需裁減人手的藉口之下，更加肆無忌憚地玩弄人事資源和政策，才直接影響教師的工作量。

上述的三個持分者：學校管理層、政府和家長不時聯合一起掌握學校的權力，以確保學校達到他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儘管他們對教學目標的看法各有不同，但他們之間的聯合，卻可令他們各取所需。以下把這三個持分者合稱為「資方」。

教師如何受到剝削？

如上所述，資方以加薪作為驅動教師工作的誘因，其實效用不大；筆者與學生接觸，也感到他們對投身教育界興趣不大。這樣，資方的權力又能否逼使教師超時工作？當然學校管理層或政府，可以制訂各種措施並要求教師跟從；家長也可透過家長教師會投訴、甚至透過家長校董施展權力。

事實上，如今教育工作已變得愈來愈形式化和單調，對專業技能與判斷的要求愈來愈低，往往要求教師遵從既定條文和程序；而與日俱增的教學、備課、帶領活動、行政等工作更令教師自墮形式化的陷阱。當一些學校，連家長日會見家長也向班主任提供FAQ（常見問題）、成績表上的評語也規範化成編碼式評語時，教師的專業逐漸變成「匯應通」電話式的操作。結果，不單工作變得愈來愈繁複，而且對教師而言，這些是繁瑣而缺乏意義的工作，似乎完全只是為了「交數」；換言之，只是在資方權力壓制下進行，大家已習以為常，不覺得是怎樣一回事。

不過有趣的是，在筆者任教的學校裏，由創校直至剛過去的暑假，在校長的帶領下，容許教師擁有很大的自由度。例如在新課程的設立、課外活動的籌措和管理等方面，都由教師自發地主動進行，校方只提出意見，執行與否可由教師及科組自行決定。校長也一直提倡「教師為本」──即教師享有自主性和愉快的工作環境──比學生為本更為重要的方針。在這種學校裏是否就沒有剝削關係的存在？

然而即使在這種環境，筆者學校的教員室每天晚上七、八時仍然燈火通明。事實上，在現時學校的管理架構及文化之下，即使校長開明，也只能稍減前綫教師的怨氣，令他們「心甘命抵」地做不合比例的工作而已。因為剝削關係根本存在於教師這個行業之內。

例如，教育局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對教師進行監控。近半年鬧得滿城風雨的「全港系統性評估」（TSA）固然是其中手段之一，其他方法包括公開考試的成績、所謂的增值指標、外評，以及教師進修時數（雖然教育局表示已不再規定時數，但由於仍需寫入學校報告內，不少學校仍然催逼教師參與所謂的工作坊）等等。

然而以上各種要求的訂立，教師的參與度接近零；即使在校內的所謂法團校董會內，教師代表只有一名（甚至由副校長自動兼任），因此即使有校長加諸不合理的規定時，教師的反抗空間亦是接近零。因此面對以上眾多無理的工具化程序和課餘時間的所謂進修活動，教師仍要無奈地接受。

但更重要的不是種種明刀明槍的要求。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何時都適用。我們周遭都聽過、甚至遇過一些懂得鑽空子的教師，會「適當地請病假」或被逼參與工作坊時敷衍了事，其實對管理層來說，除了「交數」之外無甚意義，尤其對於簽長約的教師來說，看通做了最低要求便不會被解僱的玩法，其實管理層大部分時間也奈不了何。

對教師們良心的剝削

說了那麼多無非想說明，雖然教師受到層層的壓逼，但其實是捱得「心甘命抵」，否則他們要「hea做」，其實學校大部分情況下也做不了甚麼。但說到底，教師本身就是一個良知的行業。由自古流傳下來「有教無類」等的說法，以至現代說教育是「人感染人的工作」，都是講求良知的付出，而這就成為了政府和學校管理層剝削教師的缺口。

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一方面是政府灌輸某套價值觀，使教師自己本身以及社會大眾對教師自發地服從。打從香港回歸初年，政府便拋出各種口號，如「終身學習」、「知識增潤」等等，配合上述的進修時數計算，把這些工作時間以外的進修活動「正常化」；而對於校內工作，教育局每年舉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固然表揚很多為學生盡心盡力的教師，然而教育局堆砌出的歌舞昇平背後，有沒有問過那些得獎老師藉以獲獎的工作，其實涉及多少的超時工作？這是否局方毫無羞恥地製造「教師把工餘時間奉獻出來才是偉大」的意識？

作為「搾到盡」的資方手段還不止於此，而且也不限於教師行業之內。多年前，筆者與一位於跨國化工集團任技術部門主管的朋友談及他的工作是，才意識到這一點。他現職的集團在內地設立多家化工廠，據他所說，工廠危險性甚高，各種設置和操作若有半點差錯，可能會導致廠房大爆炸。（今天對類似情况可耳熟能詳了吧？）他因此經常要往來中港兩地監工，而且通宵達旦地工作，長期處於高度精神緊張的狀態，惟恐因他的差錯而導致人命傷亡。

然而集團卻遲遲不肯多聘主管去分擔他的工作；他明知情况如此，但不可能放下工作去逼使集團聘請人手，否則若有意外，後果不堪設想。結果是，集團因此無需聘請人手，而依賴他的超時工作。

教育界何嘗不是如此？筆者相信，這種對良知的剝削才是教師一周工作80小時的主要動力。因為如上文所述，金錢誘因和權力威嚇，也不一定有效逼使教師長期超時工作以及忍受無意義的條文程序。這份動力必須發自內心，才能逼使老師們自己放棄生活中其它美好事物。然而教育局卻不為所動，連通識教師多年爭取常額撥款聘請一名教學助理的要求也置若罔聞，因為局方深知，我們的良心令我們死撐下去，為的是學生的福祉。

但這種趨勢恐怕難以持久，尤其在今天政治環境兩極化的局面下，政府要收編教育界，但偏偏剝削教育界中最核心的教師。這只會造成兩個可能：一是教育愈來愈工具化，教師們只視之為謀生工具，對學生福祉的關心及愛護愈發減少；二是教師們對政府以至社會的怨氣愈來愈重，在課堂間有意無意間把這種意識傳遞給學生；或者，以上兩個情况同時發生。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任何正常人願意看到的。

原文刊於《LS Plus 2.0》網站，2015–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