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扣通識老師帽子 適得其反

通識科自2009年成為高中必修科後，一直成為各方信手拈來的攻擊目標。最新例子是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在訪問中，對通識科以至通識教師「大扣帽子」，指控十分嚴重，需予以澄清以正視聽。

范太的推論簡述如下：

（1）回歸前「年輕人十分贊成回歸」，回歸後則抗拒中國；

（2）回歸前學生修讀中史便很愛國，回歸後因設立通識科，學生選修不到中史便不愛國；

（3）「部分」通識老師十分反共，因此以自編教材令學生也變得反共。

於是范太得出的結論是：應停止文憑試試卷以中國議題為必答題，只設選答題。

先不論這結論與其指控根本毫無關係，單看其立論基礎便已極為粗疏。先以上述范太言論第一點為例，回歸前年輕人是否「十分贊成回歸」？今年文憑試歷史科考卷資料題曾列出1982年一項民調，指僅4%市民支持回歸，70%支持維持英國統治，顯然與范太所言相距甚遠。

她又指考卷裏中國單元設必答題不當，事實上2012至2017年的6年間只有兩年設必答題。

指通識老師「反共」 冀范太提確切證據

范太再指通識老師十分「反共」，這是極之嚴重的指控，希望范太提出確切的證據，否則應公開收回相關言論。如果中史老師就愛國、通識老師就反共，現時不少老師兼教通識和中史，這些老師又是否反共？

推論粗疏正是通識老師致力糾正學生的弊病。我們期望下一代思考能重視邏輯、理性、精準、持平；而通識科考試要取得佳績，考生最少必須能對概念有清晰合理的定義、客觀持平的論點，輔以真確的證據，避免「噏得就噏」。

因此正正與范太所說相反，任何通識老師不論其政治立場，其教材必須展現正反及不同持份者意見與論據，讓學生能透過辯證討論而達至有理有節的立場。

謹略舉若干文憑試考卷題目為例：

● 2017年卷一必答題問及中國貧富懸殊及城鄉差距的現象，以及就中國政府建議搬遷農村貧窮人口的政策「提出並解釋一個支持和一個反對」的論據。

● 2016年卷二選答題問及中國由一孩政策改為二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會促進中國的長遠發展。考評局清楚指出，學生必須羅列正面及負面影響，然後提出清晰的比較準則以論證自己的立場才可得到最高分數。

● 2014年卷二提供的資料列出例子說明中國國際形勢，包括經濟援助各國及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而造福世界；但在南海問題與釣魚島紛爭則令美國及東南亞國家擔憂。題目問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何者更有利中國發展，以及中國參與國際事務能否促進世界穩定。

請問范太以上各題如何反共？事實上早於2014年教育學院（現為教育大學）與教協合辦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中，筆者與教聯會的鄧飛校長及教協的方景樂老師同台討論如何教導爭議議題。席間鄧、方兩人均同意，最低限度由於考試要求，決不能盲目灌輸自己的取向予學生。

筆者謹以中國戶籍制度為例。作為政策討論，老師必然交代其背景，例如基於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迫切需要而暫時放下平均主義的政策取向，不少學生均感同意；繼而討論今天改革開放推行近40年，這迫切需要是否仍然存在？師生可以不同數據論證。例如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字指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已達世界第二位，經濟實力似很強大；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PPP）只達78位，甚至不如泰國和烏拉圭，是否可以放棄資源集中在城市的戶籍制度？

學生可用不同的原則考慮，例如以平等原則出發認為中國GDP既已十分強勁，戶籍制度製造不公義，因而應該廢除以促進城鄉機會均等，即使令經濟略為受損也值得；但也可以PPP處於低位論述經濟基礎仍未穩固而需忍痛維持戶籍制度。學生甚至可引入從不同傳媒取得的資訊補充，實踐真理愈辯愈明的宗旨，但必須有證有據，不能信口開河。

若只一味唱好 恐非市民期望的教育

這理應有助學生認識中國而非令他們盲目仇視國家。只是若范太所謂「認識」國家和「愛國」只偏狹於一味唱好，而不是透過理解而產生情感，則恐怕非香港市民大眾所期望的教育，甚至只會把年輕人愈推愈遠，對培養學生公民意識有害無益。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7–08–11